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要樹立正確黨史觀。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jù)，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在學習“四史”的過程中，建議學習者要特別關注黨史上兩個著名的《歷史決議》：一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個《決議》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產生的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盡管它們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任務有所差異，但都是在重大轉折時刻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的系統(tǒng)總結，對推動中國歷史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學習“四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01.兩個《決議》都是在重大歷史關頭完成的

　　第一個《決議》從1941年開始醞釀，到1945年通過，前后歷時四年多時間，貫穿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是在全面抗戰(zhàn)進入新階段、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嚴峻考驗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當時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形勢，迫切要求黨內形成統(tǒng)一認識，對形勢做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當時黨內思想并不統(tǒng)一，宗派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定和執(zhí)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很難前進一步。

　　在毛澤東的倡議和領導下，《決議》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成立了由任弼時主持，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毛澤東多次直接主持并參與修改。該《決議》的形成在當時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盡快破除教條主義。自我們黨成立以來，黨內對共產國際決議、蘇聯(lián)經驗神圣化的傾向隨處可見，教條主義盛行，忽視國情，犯了許多“左”傾錯誤。如何徹底清算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長期統(tǒng)治的惡劣影響，成為當時黨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二是樹立起黨自己的指導思想，真正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為了鞏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這使得我們黨必須形成一種能團結全黨的指導思想，走獨立自主的路線，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方針和政策。三是對國民黨的反共輿論給予有力反擊。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后，蔣介石依然沒有放棄反共立場，不斷挑起反共事端，鼓吹“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言論。為了達成全黨思想上的一致，對抗國民黨的進攻，《決議》的形成適應了上述問題解決的需要，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

　　1981年的《決議》，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轉折時期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確立，撥亂反正工作開展，全國出現(xiàn)了思想解放的可喜局面。但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值得注意與警覺的現(xiàn)象。一方面，極“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同志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和政策表現(xiàn)出了某種程度的不滿與抵觸；另一方面，社會上有少數(shù)人借撥亂反正之機，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夸大黨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大無畏的勇氣作出了這份《決議》。

　　《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負責。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從1980年3月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多次談過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見。這些意見成為起草決議的“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是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主要發(fā)起者、設計者和決策者，在《決議》起草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作用。

　　02.兩個《決議》都對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

　　歷史催生《決議》，《決議》淬煉歷史。兩個《決議》是我們黨圍繞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在革命勝利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展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反映我們黨“歷史進程”和“思想進程”的重要成果。我們黨正是通過對歷史的總結，獲得規(guī)律性的認識，并用以指導實踐，從而在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探索新路。

　　1945年的《決議》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軍事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好了準備。《決議》不是一般性地總結黨的經驗教訓，而是以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為分析視角，從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和斗爭進行比較分析，指出了“左”傾錯誤路線的主要表現(xiàn)，分析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對黨和革命事業(yè)的危害。對歷史問題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既不因為“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的統(tǒng)治而否定這一時期黨的工作，也不完全否定犯了“左”傾錯誤的同志。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tài)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犯了這些錯誤的同志們的觀點中，并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zhàn)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決議》深刻揭示了歷史的主流和本質，對黨內產生的錯誤和經歷的挫折進行了客觀準確的評價。

　　1981年的《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在簡略回顧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歷史的基礎上，系統(tǒng)總結了黨團結和帶領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四條基本經驗。這一經驗總結較之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總結有著更寬闊的視野。第二部分總結了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團結和帶領人民取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十條基本經驗，包括：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f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必須正確區(qū)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等。這十條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決議》明確提出了要回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并以此為“標桿”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規(guī)律，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理論基礎。

　　03.兩個《決議》為學習和研究歷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學習和研究歷史仍應以黨的歷史決議為基本遵循，堅持黨性原則，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兩個《決議》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親自主持下起草的，起草工作充分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正如1981年的《決議》最后指出的：“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tǒng)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yè)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決議》揭示的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對深化“四史”學習極具價值。

　　1．旗幟是方向，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兩個《決議》把歷史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連接在一起，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突出反映了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地位所采取的一以貫之的科學態(tài)度。思想上的統(tǒng)一，使全黨更為明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不會有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道理。今天，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繼續(xù)堅守初心使命。

　　2．肯定成績，也要有效克服錯誤。

　　兩個《決議》毫不含糊、理直氣壯地肯定黨在過去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而且嚴肅提醒，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發(fā)現(xiàn)不足，“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決議》不僅直面錯誤，而且能對癥下藥，提出行之有效地克服錯誤的具體辦法。今天我們學習“四史”的目的，正在于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智慧，獲得繼續(xù)前行的精神力量。

　　3．不忘過去，啟迪未來。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在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不乏因錯誤對待過去而付出慘重代價的事情。而我們黨始終能正確地對待過去，兩個《決議》在總結過去時始終本著為過去負責的精神，突出地表現(xiàn)為對過去的一切都能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武斷，不感情用事；總結過去時能高屋建瓴，從大處落墨，而不是過分地糾纏歷史細節(jié)，導致?lián)炝酥ヂ椤G了西瓜。歷史沒有終止符，學史的目的是讓“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能否正確地對待過去，是衡量總結歷史經驗成功與否的重要關口。兩個《決議》最后都指出了我們黨繼續(xù)前進的方向和奮斗目標，對未來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重要的啟迪作用。